。但对明治维新的史实进行不少改动和捏造，借以证明自己所建议的变法措施。而光绪对此基本是深信不疑。
就学术水平来说，秦铮当然是拍马也赶不上康有为，但却比康有为多了100余年的见识和知识，由其是旧时空里对历史、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全面而详细，甩康有为几条街都不止，只是现在时间有限，不可能向光绪详细解说欧洲的资本主义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还有日本明治维新的大背景及俱体行为，因此只好道：“西方诸国和我中国国情不同，自然不能一概而论；日本和中国虽同属亚洲，且文化多有相似之外，但此为表像而非实质，日本仍一岛国，国土狭小，四周环海，地窄民少，资源物产不足，唯有抢夺他国土地资源而不足以自足，而且日本民族单一，民性相同，都是生性坚韧好战，凶残嗜杀；而我中国为大陆国家，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可自己自足，而且民族人口众多，各地之民性格不同，北人豪爽，南人精明，因此中日之国国情其实大不相同。”
顿了一顿，秦铮又道：“臣并非说中国不可学习西方各国变法革新，而是说不可全盘硬套，中国自有国情在此，因此对西方各国之法应有所取舍，去芜存菁，且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如此制定出中国的变法条例，但这就需要对西方各国之法有全面真刻的了解，明白那些符合中国的国情，那些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那些需要修改，同时更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全面的认识，那些制度先改，那些制度后改，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全面的变革计划，并且有的放矢，在必要的时候，甚致还应在某地进行变革试点，决不能不顾实际情况，大好喜功，贪多求快，急功近利。”<
第六一六章 皇帝与太后(下)(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