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也是儒家掌握话语权的最大标志。
比如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在中华历史上打了两千年的嘴官司。
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也能理解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同时也能理解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在两千多年封建时代，几乎所有的执政者都是以第一种方式来执政。
但是在来自后世的朱瞻基看来，应该是最后一种才真正符合人性，道德，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
如果民众可以使唤，便任由他们发展，如果不听话的时候应该教育他们该怎么做。
这还只是其中的一段，极具代表性的一段，而在整个四书五经里面，有无数关于断章取义的分歧。
所以，谁能取得断章取义的资格，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这比推广标点符号本身，更为重要。
朱瞻基笑道：“我只是认为这种数字和符号对我们有用，所以想来征询解师的建议，然后由解师上一份奏章，交由我皇祖父定夺。”
这种事虽然要推动，但是绝对不能由朱瞻基出面。于公，他没有亲政，于私，他的文坛地位不够，所以，让解缙来推动，才是最合适的。
这个时候，别提胡广有多羡慕了，长揖说道：“臣虽不才，却也愿与大绅兄共同磋商，写出一份方略。”
胡广很为翰林侍读，确实比解缙更适合，因为他经常能见
第一四一章 拉拢一批（求订阅，求月票）(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