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起源，是生产分工伴随而生的阶级分化，从而在人类社会中产生了债务奴隶。在亚里士多德写的《雅典政制》里就有相关的描述，大体说的是‘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就要被捕，所有欠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制度一直流行到梭伦的时候才改变’。债务奴隶制度，就是氏族奴隶时代的特征。”
“《雅典政制》里描述的债务奴隶制度，是人类部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的新问题。放任其自由演变的结果，意味着作为奴隶的人子子孙孙永远翻不了身，必然会渐渐造成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所以，梭伦时代的雅典进行了改革，通过颁布《解负令》来废除公民债务奴隶制度，并且以新的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作为划分公民等级的依据。从此，雅典走上了奴役外族人的道路，步入了城邦奴隶时代。对于欧洲文明来说，城邦奴隶制度从梭伦改革开始，在罗马帝国达到鼎盛。”
“但需要注意的是，城邦奴隶制度虽然有很多奴隶，但从人口比例来说，大多数并没有许多人想像中的那么高。以罗马为例，奴隶的人口比例并没有超过20，其内部的等级制度在公民和奴隶之间，是有着罗马公民-拉丁公民-同盟者的等级体系的。相比之下，城邦奴隶制基础下的公民权的等级体系以及公民权的逐步开放，是罗马能够兴盛而希腊诸城邦最终没落的关键因素。但就像《过秦论》里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城邦奴隶制时代的统治疆域终究有着极限，而罗马公民权的逐步开放固然能够促进个体奋斗的动力和社会体系的凝聚力，可一旦疆域到达极限后，再无可观的外界资源来源，广大的罗马公民权群体将渐渐
第六百一十六章 新的架构（二）(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