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实在太大。群臣都有一种强烈要制约新朝宗王权柄、势力的想法，同样的皇帝陛下也有制约勋贵实封泛滥滋长的需求，各有诉求，各有争取，索性各退一步。
由此所见，立国于典午朝后也并非全无好处，起码典午朝劣迹斑斑，能够让新朝伊始便以史为鉴，避开一些隐患雷区。
当然，要做到这种触及根本的改动，单凭政治上的互相妥协还是不够的，最起码底层观念上能够达成共识。
首先，皇帝陛下威望崇高，远远超过了近世累代汉胡霸主，自有一种乾纲独断的气魄，使人不敢轻试锋芒。
其次，永嘉之后大祸连绵，生民多亡出于外，诸夏受创之深乃是人尽皆知。特别在羯主石虎上位之后，对于河北民众的虐害变本加厉，元气大大亏空，南北生民数量骤减，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大梁建立在这种残破局面之下，如何尽快恢复社稷元气，使南北生民俱得安生，这是一个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与人口必须要高度集中于中枢掌控之中，这是关系到大梁国祚能否延续长久的根本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改前朝旧俗，文武勋贵节欲而助力社稷入治，这是在从此前大祸中走出不久的大梁君臣能够达成的共识。旧年神州沉沦、衣冠堕落那种惨剧，是在世之众谁都不愿再去经历一番的惨痛教训！
因是在疆土还未完全收复、社稷还未真正壮兴，国力还未攀至巅峰之前，穷争私利、强较一家一户之得失多寡，就是在蚕食目下已经取得的大好局面！
新梁群臣若无这种觉悟，纵能得享尊荣，不过昙花闪现。血泪教训，令人思之
1499 无勋不袭(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