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
《元史》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tai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tai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清代汪辉祖的《元史本证》指出《元史》中三千七百多余项错误。例如：《元史》中存在有一人两传的缺失，如速不台与雪不台本是一人，完者都与完者拔都是一人，石抹也先与石抹阿辛是一个人，《元史》中都列有两传。再者，译名不一，如八思巴，又译八合思八、巴思八、八合斯巴等。种种问题不胜枚举，让人望而生畏。
便是有明朝第一才子美誉的解缙，在奉成祖皇命的情况下，只是对《元史》做了修改，他写了《元史正误》一书。后，参加纂修《元史》的朱右又写《元史拾遗》，许浩作《元史阐微》等，都是对《元史》的订正和补充，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如今让自己修编这样一套漏洞百出的史书，那还不是要了小命，再说了他也不想做个皓首穷经的儒生，这样的工作，
918章：终身有益(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