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民众，正如于右任所言:“事实证明，方知野心军人只管扩充势力，穷兵默武，不顾民生。’心在军阀的横征暴敛下，陕甘地区传统的各种防灾和救济设施，如省仓、府仓、县仓以及民间村仓、义仓等，“早被一般军阀摧毁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沉重的捐税是导致社会经济变化的又一因素。此次大旱灾发生前后，也是陕甘居民负担捐税最重的时候。据统计，甘肃征收捐税34种，陕西各种杂捐达33种。各省开支浩繁，省库空虚，地方军阀为了巩固地盘，购买武器和作战需要，强行预征田赋。甘肃各地普遍预征1年，陕西预征2至7年6。据乾县地方志记载:“民国十四年，豫陕构怨，军需浩繁，竟开借征之端，本年征完，则预借明年，明年征完，则预借后年。辗转预借，自十七年，而田赋己征至二十一年矣!当十八年开征时，直将从前预借征过之四年田赋四五十万元，一笔勾销，从新重征。大军仍频，又值饥谨连年，本境饿砰遍地，竟不惜残民以逞。”渭南北闰村预征3年以上，大上庄村1929年预征到1932年，征完之后又从1929年起征。勉县、宁强预征7年，从1931年3月预征到1938年。
&;&;第三个人祸就是婴粟的种植，排挤了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导致灾后粮荒的出现。陕甘两省婴粟种植始于清朝，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军阀为了增加收入，大开烟禁，以征收“烟亩罚款”，导致婴粟种植面积越来越广。陕西1928年大灾之后，以“善后专款”之名，勒种鸦片，各县种植面积，最高占地90，最低亦占30。甘肃自1922年烟禁大开后，婴粟种植日益增多，最高时占到全省农作物总值的
第十八章万户萧疏鬼唱歌(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