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封建礼法的一种方式，正如更为后世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从极端的肉欲、性、私利、自私、贪婪开启对抗黑暗封建礼法道德的曙光。
杨墨之间的矛盾很深，并不是什么一毛不拔和利天下之间的分歧，其根本上还在于对于天下的思索。
墨家认为，理性可以知晓天志，以理性可以推断出最适合天下人的制度、法令。
杨朱则认为，即便理性的天下也是可怕的，不可能美好。
这种学说脱胎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杨朱所谓“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
也就是说，不要想着利天下，因为你只要做了，哪怕初衷是好的，但只要做了就会造成害处和混乱。
人不可能知晓天志，也不可能理性推论出最适合的天下是什么模样，所以从一开始国家的产生就是一个错误。
尧舜是为了利天下，而将天下合为一，改变了原本天下“道法自然”、“小国寡民”的态势，结果怎么样？结果因为国家的出现，导致了桀纣的出现。
没有桀纣，就没有天下的苦难，但这天下苦难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改变了“道法自然”的状态，使得国家出现。
墨家则认为国家是必须存在的，至少此时是必须要存在的，只要用理性推论出最合理的制度，那么国家的存在是可以使得天下大利的。
这才是杨朱和墨家之间最本质的分歧，也是导致了一毛不拔之辩的根本原因：
杨朱认为，人人自利，我的财产归属于我，我的房屋归属于我，风能进雨能进
第二百一十一章 逃卒眼中（三）(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