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哭着喊着抱着大宋使团的腿请求帮助，大宋使团还真得留在君士坦丁堡帮着应付瘟疫。
现在听宦官的发言，他心一阵的不快。大宋这十几年里面动辄写口号，官员干部动辄开会。杭州这个地方与君士坦丁堡一样，是个水路要冲。南来北往的人多了，瘟疫也多。每一两年爆发一次，有时候连着爆发相同的瘟疫。有时候瘟疫每次都不同。
直到新的防疫理论出来，朝廷搞起了‘爱国卫生月’，加接种各种疫苗，传染病才被有效限制。这些官员们不得不承认官员和百姓在瘟疫面前没有分别的事实之后，对于不治理民间的做法非常反感。层卫生状况普遍姣好，真正危险的恰恰是民间。
杨从容心不快，大宋大使也不快的答道：“你认为瘟疫还分人么？得了病，都会死。”
“百姓死了多少，只要皇帝还在，贵族还在，东罗马不会灭亡！”宦官的回答同样非常不快。
杨从容心一惊。那本《社会契约论》开篇谈及的核心问题是‘到底是现有国家还是先有人民’，赵官家很明显是国化继承者，国化里面认为先有人民后有国家。孟子甚至主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东罗马帝国的层的理解与孟子恰恰相反。明显是‘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好像投降蒙古的临安朝廷也这么想……
“东罗马也不是没人到过大宋，我们的爱国卫生月每个年都搞，想来东罗马应该知道一二。对我们来说，城市卫生无荒地。若是你们不能用我们的法子，另请高明吧。我们只会这种包括整个城市的办法。”
话说到这里没有商量的余地。宦官愤愤然而去，大宋使团这边也处于非常不高兴
第108章 经济合作（七）(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