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造、印刷乃至于制笔等。简单的说，就是“单位效益”都很高，产品的附加值很高，哪怕是小宗贸易，其涉及的金额也不小。
如此一来，倘若按照大明过去的征税方式搞一刀切，附加值低的一方商人那就干脆别做了，因为他的利润在扣除税金之后搞不好得变成负数。
因此原因，实学派方面在此前推行的商税中，把这些东西做出了一个还不算特别详细的划分。
简单的说，以目前所推行的商税，南方商人被征收的税率是要远高于北方商人的，“北方商人”中只有极少数被课以重税——比如京华就有不少，如水泥、香皂等都是重税，要不然高务实也不至于每年缴纳一百七十多万两税银了。
然而京华有其特殊性，一贯都被人用一种“例外论”来看待，所以不具备真正的代表性。在外界眼中，目前实学派所推行的商税，就是典型的“北轻南重”——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低，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重。
其实这东西要真看绝对值的话，北方属于“极轻”，但南方也并不重。
为什么？北方的平均商税(除掉京华)大概只有百一百二(1%、2%)，而南方商人还是此前张四维趁机搞偷袭之后才收了个百五(5%)，且并没有囊括整个南方，只有南直隶和浙江两地在收，临近省份如江西、湖广、福建等都没有推行，两广之类就更不必说了。
5%的税率也能叫重税吗？当然不能，但问题不是这么看的。有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南方商人眼中，这事很简单：凭什么你们商税只有百一，到了老子就成了百五？老子就这么好欺负吗？
当然不好欺
第1307章 新郑新政(中)(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