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热心学习、引进西方的火器，并迅速缩小了双方的差距。与葡萄牙的屯门海战中，汪鋐第一个提出“师夷制夷”，引进葡萄牙大炮，最终打败了葡萄牙舰队。
其二，在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过程中，明朝人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和落后之处。故1629年时，徐光启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足可称得上是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可见，当时不少文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就是开放的态度，与鞑清那种不管不问，偏偏坚信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诡异自信心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充分说明了这种差别。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如饥似渴的想要了解学习西方，与晚明中国对待西方的态度一样。《海国图志》在清朝滞销，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拉到日本之后却立即脱销，几次加版印刷都不够卖，犹如明末利玛窦的书籍一般热销。
态度是否决定一切暂且不说，但端正的态度一定是成功的基础，基础若都没有，成功从何谈起？
朱应枫虽然是“愚昧落后的传统贵族阶层”人物，但他一个爱搞海贸的人，对西方事务的关心其实一点也不意外。京华出版印刷的“世界地图”他几乎能脱手画出来。
[注：不过此时京华的“世界地图”因为高务实的刻意隐瞒而并没有画全，如澳洲就完全是“一团迷雾”状态，而美洲也只画了个大概轮廓，非洲的内陆部分同样刻意画成了一团迷雾。大致上来说，京华版的世界地图只是基于此时欧洲对世界认知的“轮廓修正
第220章 北洋远征(二十)(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