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以德川家康为首的各大名。但秀吉并不是神，当然会有想不到之事，更无法预料和应对死后多变而复杂的时局。
秀吉在世时所创制的以自己为顶点的武家官位体制，试图将所有大名束缚在自己制定的政权框架之内。而且在秀吉弥留之际及死后，建立起的所谓的“五大老·五奉行体制”。
按照以往的说法，五大老是秀吉死后丰臣政权的最高决策机关，五奉行则是执行五大老的政令的实务性机构，双方一起支撑着秀赖成人前的丰臣政权。
后世日本学者胁田修的指摘，造成五大老是国政决策机关印象的两点关键要素，一是朝鲜撤兵的的命令由五大老连署，而更为关键的第二点是武家、寺社领的知行宛行权在五大老手中。
关于第一点，日本学者曾根勇二指出，除了五大老外，五奉行也有署名(注：参见曾根勇二论文《朝鲜出兵的撤兵指令》)，因此并非五大老之专权。
关于关键的第二点，五大老确实连署(或者某几位大老连署，甚至家康单独署名)了不少知行宛行状，这些知行宛行主要分为知行增加、遗领安堵、当知行安堵及转封几种。
从日本学者堀越祐一梳理出的庆长三年(1598)十二月至庆长五年五月大老署名下发的62份知行宛行状中，仅有四份是知行的增加。
此前小早川秀秋曾一度减封越前，秀吉死后的庆长四年(1599)二月五日，重新转封筑前、筑后，而其越前旧领由同为秀吉亲戚出身的青木重吉继承，知行由八万增至二十万石。
但此二人的知行加增有特殊性，一是二人均为秀吉亲缘，二是在宛行状中明确提到了加增
第245章 远东一盘棋(七)(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