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全靠自己养工人，而是与很多包工头有长期合作。我师父各方打听之下知道有个叫廉鹏海的包工头还在招人，便请人喝酒到他下面做起了工人。他父亲是做泥瓦匠的，以工人身份混进去也算有技术根基，不易穿帮。
做记者需要承担一定人身安全风险，我当时已经跟了师父两年，经常跟他一起跑新闻，彼此很信任。所以我跟他约好，每天晚上发信息，以确定他平安。
因为工作进展比预想缓慢，他在里面呆了近一个月，一直跟我说再等等。
后来他跟我发的信息越来越简短，提到工头最近盯他们盯得紧。
我劝他先回来，他不听。又过了一周，就是他当卧底的第三十五天，我没有收到他的信息。
其实到了后期他发信息已经不固定具体几点了，有时候快十一点才发。所以那天晚上我没有很着急，过了十二点，我开始慌了。
新闻社里知道他暗访的只有总编，总编和我一商量，在街上找了个座机给他打电话，关机。
总编比我有经历，一边找人暗中打听，一边安抚我，说以前也有这种情况，是记者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措施，最后那位记者还是安全回来了。
我信了，怕贸然行动反而给师傅带来什么祸患，总编也怕我乱来，一直在办公室看着我。
到第二天早上，总编也觉得不妙，去派出所报了警，那天是4月23日。
为方便休息时整理搜集的消息和资料，我师父在工地旁边另租了一
脸红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