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眼里看见了他非常不赞同地传达了这么句话。似乎下秒就要火冒三丈地起来把我带出去，像个长辈样训我，然后摸我的头让我听话，回家去。
我心里又是感动又是烦躁的，烦躁在于，我的学生把我想象的太脆弱了。
当然，也没有人遇见那种事情还非常淡定甚至第二天照常来上课的吧？也不怪赵景阳，全赖我。
“同学们，今天我们复习‘北洋军阀的统治’翻开历史书第二册，还有练习册……”我照常开始讲课，但是今天讲得不知为何比平常要些，似乎把课本上的重点知识统统念出来我就能把这群顽固的高三学生全部度化似的。可当我上课上到半的时候，才有学生支支吾吾地举手提醒我，“老师…上节课北洋军阀已经讲完了。”
“讲完了？”抱歉我不记得我讲过了，“哦，那就翻到后面那页，我们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吧，这个没讲过吧？”这样愚蠢的错误我只在新官上任的时候犯过，当时我拿错了答案给学生讲练习册，也是差不大半节课过去，才有人提醒我。
当时我只觉得这些学生真是坏透了，我个个地扫过他们的眼睛，才知道没有个在认真听我说的。
“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我照本宣科，下面鸦雀无声，我猜他们肯定都在想我怎么了。
“不要讲了——”这个粗鲁打断我的人是赵景阳，我最喜欢的学生。他从座位上起来，我看见全班转移过去的错愕视线，但是这孩子根本不在乎，他只是从座位朝着我的讲台走来。抓着我的胳膊把我强行带出去。
这回脸丢大了——
出教室，我就听见学生们传来的窃窃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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