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借着泗水之利、借着沛邑彭城发展起来的作坊手工业，以求利为先。
甚至出现过有个村社在前几年看到棉花赚钱，村社遍种棉花，然后花钱从宋国买粮缴纳税粮的事发生。
土地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必需品，而是成为了获利得钱的一种手段，与那些作坊并无二致。
村社里的女人少有自己织布纺纱的，因为沛邑彭城的纺织业发展迅速，分工协作，远胜于一家一户织布的效率。这些村社女人有织布的时间，都不如去村社的作坊里捞纸换钱买布。
现在村社又嫌弃粮价日贱，于是决定明年种植大片的土豆以酿酒，这样利润更大。这在西河，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就算西河可以这样做，这些酒又卖给谁？
吴起觉得，这便是泗上与其余别处种种政策不同的根源，可正如他曾思索的凡兵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一样，他看到了表象，却依旧没有想清楚造成这些表象区别的根源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