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万历只好道：“大宗正，那就请你去一趟驸马府，就此事问询一下公主与驸马父母家人，然后再做定夺吧。”
朱宙桢赶忙道：“臣遵旨，待会马上就去驸马府。”
这次召见到这一步，便没有什么再谈下去的必要了。回到乾清宫，万历面无表情地坐在书房，心中却是感慨万千。
“这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差异所在啊。”
所谓的人治，并不是说这样就没有严密的政令律条，人治与法治两者的差异就在于对待这些条律的态度。行事是以个人的意愿为出发点，还是严格遵循律条本身的规定。人是活的，律条是死的，如果法律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想钻空子，那么再严密的法律条文也都是一张废纸、一个筛子。
穿越过来看了这么多的经史典籍，万历已经慢慢感觉到，在此时这些大明顶层统治者心目中，律法就是治国理民时一件可以灵活运用的工具。真正维持这个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石，则是礼。刑以弼教，法以弼礼，不是说说而已。
当然，万历也很清楚，相对于法制和宗教，在如今这种社会发展水平基础上，以礼制为核心的人治反而具很明显的优势，一个是适应性强，礼容易被人们所接受，通过不懈的教化，可以跨越行政管辖能力的约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另一个就是灵活性强，具有很大的弹性与可操作性，特别适合中国这种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性巨大，且民族众多的大一统国家。
以此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法制反而不具备这样的优越性，而且严格的法制需要构筑更加严密的上层结构，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社会所无法长久支撑的。
第六十一章 觉醒(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