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送个信来回都要经年累月的年代，在庞大的疆域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法律制度更加不现实。
比如秦国，在战国时期依靠军法治国，很快就获得了强大的国家行动能力。一旦兼并六国，秦制行诸天下，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才几十年就有人喊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匹夫揭竿而起，天下响应，几下子便使得秦二世而亡。
而此时推行的一条鞭法，也同样面临这样的窘境。由于各地的经济状况不一致，物价不一致，白银的流通情况不一致，使得以白银作为单一征收对象，在某些地方受到了很大的抵触。
儒家在思想界获得独尊的绝对统治地位后，并没有完全摈弃黄老、法家思想，而是将其吸收融合。历代华夏政权的治理模式总是在“无为”与“有为”之间摇摆，在行政风格上一会儿偏向于黄老，一会儿偏向于法家。后世将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模式总结为“儒皮法骨道肉”，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万历觉得这其中还应该加上至关重要的“人本”这一条，其本质都是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与核心利益出发的。
在世界范围内，古代华夏政权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超同时期其它文明。华夏文明在这种模式下更替延续了几千年，积累了无数的经验教训，也使得人治这种模式在华夏具有了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即使在万历穿越前生活的那个时代，人治思想仍然顽强地充斥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一名穿越者，万历哪怕是已经成为这种制度的最核心受益者，其内心深处早已定型的各种观念与信条，也无时无刻不在与现实经历发生冲突。他已然意识到，对于眼前的这个世
第六十一章 觉醒(4/5)